挨打必因“落后”？
挨打必因“落后”？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新邀专栏作家、史学家朱维铮
2008年1月3日 星期四
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 ，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 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由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著名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提出的这组数据，常使我们的中国史读者感到吃惊。
不是吗？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各级历史教科书，总在反复地告诉读者，“落后是要挨打的”。所谓挨打，当然是指中国遭受西方列强（其后又加上日本）的武装侵略，开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国发动的对华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中外学者已有众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读。中世纪中国向来有崇圣拜经的传统。满清诸帝都好自命“今圣”。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们非议时弊，一概斥作“狂吠”。于是百年社会基本稳定，造就的经济繁荣，反而成为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的屏风。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越发剧烈。乾隆生前已出现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莲教造反，他刚死又因满洲权贵内閧而闹出“和审案”，正是映照“盛世”实相的两面。
所以，倘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
第一， 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落后，GDP仍居世界第一，便是证明。
第二， 当时中国对外并不封闭。正如经济史家全汉升等早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由明英宗正统元年到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实行银主币制达五百年，那源源不断由日本、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渠道就在对外贸易。一个反例，就是康熙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而实行“禁海”，立即导致全国银荒，通货急剧膨胀，而一旦征服台湾，撤消海禁，银贵铜贱现象迅即消失。
第三， 且不说汉唐，夹在蒙元、满清两大世界级帝国中间的明朝，疆域囿于长城以内，但初期有郑和七下西洋，晚期又有徐光启等南国士绅欢迎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彰显中国有识之士世界意识的觉醒，便反证所谓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才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说法是如何违背历史。
第四， 既使单看逻辑，所谓鸦片战争是因中国“落后”才挨打的说法也不通。英国不是首先觊觎中国的海盗，在他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不断从海上入侵中国，那都是因中国“一穷二白”吗？不然，恰好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哥伦布相信地圆说，为突破葡萄牙人的限制，以为向西航行便能抵达中国这个“黄金之国”，不想误打误撞“发现新大陆”，就是显例。打个比方，有强盗要劫掠，面对一家穷的家徒四壁，另一家却富得流油，他要冒惊涛骇浪越洋抱掠，岂会弃富择穷，嫌贫爱富？
第五， 前引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对于清英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未必完整。比如没有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决定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这在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等文中早有深刻揭露，而麦迪森却置之度外 。
第六， 不过，由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整合的数据与分析，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即中国在清朝中叶仍属全球首富，却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不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的吗?
作者简介：
朱维铮，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 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
著作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与龙应台合作）、《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和《孔子思想体系》（合作）等。
20080107补充：
近代中国到底落不落后？
读者：王荣华
2008年1月7日 星期一
--------FT中文网编辑
朱维铮先生在《挨打必因“落后”？》一文中引用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古斯·麦迪逊的数据，证明近代中国的“挨打”并非源于经济落后。
如果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820年这个静态的时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处于“主导”地位，但这个静态的数据却无法反应出此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麦迪逊在其另一本中国经济史专著《长时段中的中国经济表现》（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中指出，在1820年左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达到顶峰，但随后中国经济地位逐步下跌，到1952年仅为5.2％左右。
也就是说，尽管1820年的时候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强势地位，但此后一个多世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呈现出强烈的增长趋势，而是状况日益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在经济上如果不是处于绝对的落后，也是处于不断“落后”的过程中。
如果抛开中国在182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不看，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既然近代中国是国际体系中 “首富”（朱维铮先生语），那么到底什么导致了近代中国会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而且是不止一次地被欺凌？
为什么“富国”会被“穷国”欺凌？其实，《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其1998年的著作《从财富到权力》（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中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只是从相反的方向发问——19世纪后期经济日渐强大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立即采取积极谋求相应全球地位的积极外交政策？扎卡利亚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政府实力（state strength）——政府动员和利用国家资源的能力——的不足制约了美国谋求积极的外交政策。
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以解释为什么“富裕”的中国会在近代被相对“贫穷”的西方国家欺凌。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近代中国政府实力的不足，乃至落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之所以可以在近代历史上把触角从欧陆一角延至世界各个角落，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政府能够有效动员其国家实力（national power）实现其国家目标。
反观清代后期中国，就动员国家资源而言，由于其外族身份以及接近王朝末期，清政府的动员能力相比康乾时期已经大为下降，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就是对清政府国家动员（税收）的挑战。
就利用政府资源而论，专制政府对资源利用的低效和浪费众所周知。慈禧把原本用于海军建设的军费挪用来修建皇家园林和“三海” 工程，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毫不夸张地说，近代西方国家的先进并不源于其原始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制度的进步性；近代中国的落后也不在于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制度的落后，最终导致政府无法有效利用国家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
因此，不管近代中国曾经多么富裕，至少在制度这一点上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强国，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上屡屡挨打。从制度这层意义上看，近代中国确实落后，而且落后确实导致中国挨打。
由上述分析可知，近代中国在经济上并不落后的观点似乎并不绝对确定，至少从趋势上体现出的是不断“落后”。当然落不落后绝不仅仅是个经济概念。在国家制度层面，则是体现出中国晚清政治制度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落后”——无法有效动员巨大的国家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